彭先觉，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及核能专家。从跟随“两弹元勋”邓稼先等老一辈核物理学家为中国核武器的研发作出贡献，到深耕核武器小型化技术，再到后来逐渐转向研究核能和平利用：从提出“核爆聚变电站”到最后提出极具创新性的“Z-箍缩驱动的聚变裂变混合堆”概念。聚变裂变混合把聚变和裂变巧妙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并克服其缺点，是能源领域的一项颠覆性技术，有望一揽子解决人类未来数千年的能源、环境、气候问题。彭先觉院士在科研道路上奋斗和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过。
彭先觉将自己的智慧与才华献给了祖国的核科技事业。他从一名年轻的科技人员，成长为这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自1964年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工程系毕业之后，他就一直为我国“核能”领域的研究工作献计献策，贡献自己的一腔热血。
1964年秋，彭先觉离开校门，进入核研究领域。他所在的核工业部九院理论部均是大科学家、大学者，他们与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完全平等地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各抒己见，博采众长。这就为彭先觉这些青年人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彭先觉非常幸运，一入门，部领导就分配他从事氢弹的探索、研究和理论设计工作。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属于国际前沿的大课题。在老专家、老同志的热心指导下，他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刚上手，彭先觉深感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远远不够用，需要重新学习充实的东西太多了。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急需的有关冲击波物理、等离子物理等方面的知识，仔细研读了捷列多维奇的《冲击波物理和高温高压现象》，以及邓稼先、周光召等著名专家的备课讲义。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彭先觉总感到时间不够用，在他的作息表上，没有上、下班之分，脑子里经常考虑的就是所研究的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全国大力协同，全院集体攻关，我国于1966年12月28日，终于赶在法国前面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全当量试验。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我国只用了2年2个月时间，而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是4年，法国则是8年6个月。我国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良师出高徒，在老专家的精心培育下，经过近3年时间的实际磨炼，彭先觉进步很快，业务上逐渐可以独当一面，能够独立承担科研任务。老一辈领导慧眼识才，对他寄予厚望，不断给这位脱颖而出的年轻人压担子。
1967年秋，彭先觉就开始担任研究组长，1970年成为氢弹次级(也称氢弹主体)型号设计组组长，1984年又担任研究室主任，1987年晋升为研究所副总工程师。1990年晋升为副所长。在这期间，彭先觉参加了第一代核武器多个重要型号和第二代核武器氢弹次级(也称氢弹主体)的理论研究、设计、试验和定型工作；同时他还提出了氢弹次级小型化的技术路线，并对一些特殊氢弹的设计技术进行了探索，是多项关键设计思想的提出者，对节省大型氢弹中贵重材料用量，提高氢弹次级对初级威力变化的适应性，大幅提高小型氢弹次级比威力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我国尖端武器设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和深化对核武器的认识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还参与了我国“八五”期间核试验规划和各次核试验方案的制定；参加并领导了早前我国高功率微波技术研究，为拓宽中物院科研领域出谋划策；他领导制定了中物院“十五”期间学科发展规划；他先后历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院科技委副主任、主任。也曾兼任国防科工委核试验专家组组长、核武器技术专业组组长、科技部国家磁约束核聚变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
在能源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核能凭借其规模化、持久性、经济性和清洁性的特点，成为世界各国寄予厚望的优势能源，彭先觉始终坚持：聚变—裂变新型混合堆才是最有希望的千年能源。
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彭先觉开始关注核爆炸的和平利用问题。他有把核武器研究的技术应用于解决人类未来生存发展重大问题的抱负。他认为，核爆炸最可能的应用方向是能源、大型开挖工程（如运河）和防止小行星撞击地球。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与朱建士、张信威、刘成安一起，提出了“核爆聚变电站”概念。该项研究也得到了院的支持，后来他又对概念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和完善。研究中，他提出了烧氘型“干净核装置”设计，在爆炸威力10ktTNT条件下，用烧氘，实现了聚变份额大于90%，从而达到用此类电站可为全人类供能数万年的目标。“核爆聚变电站”是实现聚变能利用的有效途径，没有大的技术和工程困难，但受制于公众理解和核不扩散要求。
2000年，在美国圣地亚国家实验室Z-箍缩实验的鼓舞下，中物院决定开展Z-箍缩研究，并认为Z-箍缩是实现惯性约束聚变的重要途径。彭先觉被指定为技术负责人，并组织了“五位一体”的研究团队。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做到可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的水平。圣地亚国家实验室一直追求用Z-箍缩实现聚变，目标是聚变能源。2005年左右，他们公布了初步的能源设想方案。彭先觉看到方案后，认为他们的聚变靶设计是不可用的，于是决定自己来做Z-箍缩用靶设计。他基于深厚的武器物理知识和对核能工程的理解，经过几年的研究，终于提出了“局部体点火靶”模型。该靶设计合理，皮实可靠，既容易实现点火，又可释放巨大的能量，大大减少了对驱动器提供能量的要求，也解决了惯性约束聚变应用于能源的多项重大问题。
与此同时，2001年，经过13年努力，一项建造人造太阳的科学工程设计终于完成，这就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ITER计划目标是建造一个聚变能实验堆，要把上亿度、由氘氚组成的高温等离子体约束在体积达837立方米的“磁笼”中，产生500兆瓦的聚变功率，并持续500秒，以验证聚变反应堆的工程技术可行性。2006年11月，我国同欧盟、美、日、韩、俄、印度7方代表达成共识，协定用35年时间完成这项计划。2007年10月，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在北京揭牌，ITER中国工作全面展开，他又成为了ITER中国首席科学家，并带领团队参加ITER计划。在了解到磁约束聚变的一般情况之后，彭先觉认为，纯聚变电站难以成为有竞争力的未来能源，力主开展聚变-裂变混合堆研究，并组织小规模团队来做这件工作。为此他提出了新型混合堆设计理念，这就是“简单、简便，安全、可靠、经济，去除现有裂变堆的技术瓶颈”，只经过了一年，就提出了“深次临界能源堆”设计技术路线和初步方案。同时认为，“Z-箍缩聚变”+“深次临界能源堆”最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千年能源，于是在2008年10月的中物院科技年会上正式提出“Z-箍缩驱动聚变裂变混合堆”概念。此概念得到了院内许多专家的认同和支持，并形成了松散而富于创造性的院内科研团队。
此后，又经过了数年的进一步研究、设计、完善、判断和各方面所取得进展的情况下，2014年5月，中国工程科技论坛在京召开，彭先觉在会上语惊四座：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就Z箍缩驱动聚变裂变混合堆这种全新概念的能源系统的主要方面开展了研究，并已形成了基本技术路线和初步方案，该方案没有不可逾越的工程技术困难。它是一个非常有希望、有前景的能为人类供能数千年的能源系统。与当前世界研究的各种核能方案相比，在安全性、经济性、持久性和环境友好性等方面，都显示出非常明显的优越性：如彻底地解决了核能的安全问题，铀钍资源利用率达90%以上，核废料很少且容易处理，一个百万千瓦电站造价仅200亿元人民币左右等。如果能及早实现，将会为能源、环境、气候问题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而廉价充足的能源必然会对人类未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研究团队还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线路图：第一步，2028年左右，建成50MAZ-箍缩驱动器，验证“局部体点火靶”应用于聚变能源的可行性，实现靶丸放能数百MJ，能源系统能量增益Q＞1的科学目标；第二步，2035年左右，对100万千瓦Z-箍缩聚变裂变混合堆进行工程演示。目前，该技术路线已越来越受到核能专家、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认可，2021年国家发改委已把建50MA电磁驱动大科学装置列入“十四五计划”。
一路走来，彭先觉参与了我国尖端武器的发展并作出了系列重大贡献，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多项以及光华基金一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物理奖等，并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在核能和平利用研究中，又创新提出了最有可能成为人类未来千年能源的技术路线。弹指一挥间，彭先觉与核能相识已近60年，在近60年的时间里，他风雨兼程，担当奉献。从青春年少到老骥伏枥，岁月在彭先觉的脸上烙上了时光的印迹，但对核能事业的执着却初心不变。彭先觉在他所专注的核能开发和利用领域中砥砺前行，相信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他的团队及国内同行们，必将为人类未来新能源问题的解决作出更大的贡献。作者:王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