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生态理论创始人孙发政关于生态环境给中央党校领导和中央的信

来源：《草业信息》10年合订本（2014年4月至2024年5月）

2006年3月26日，水土生态理论创始人孙发政（左）与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在中央党校

关于生态环境给中共中央党校领导的信（摘要）

我是原中共中央党校校刊理事会理事（李君如副校长为名誉理事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中共中央党校主管）第一、二、三届理事，在刘海藩（副校长）、张伯里（副校长）任会长期间，每年参加研究会年会和相关会议，与张全景（原中央组织部部长）、孙钱章(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著名管理学家)等老领导交流，并在《中国领导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曾与孙钱章教授一同前往俄罗斯莫斯科参加国际管理学年会。

我一直从事生态环境基层第一线工作。由于生态环境领域还缺乏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社会上常常出现“出发点是建设生态，而结果往往是毁了生态”，或是“为了保护生态，经济上无所作为”。特别是在十几年以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无视生态环境，造成很多欠账，为了治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的生态环境破坏了，再也无法还原。

这些情况的发生，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可供生态环境领域遵循的共同的理论基础，往往以问题为导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了共同的理论基础，才能从整体上和源头上系统把握生态环境问题，使人们的生产建设活动自觉地认识到生态环境的自然规律，并服从于自然规律，从而变盲目为自觉行动。为此，我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希望在国家层面上来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的共同理论基础——水土生态理论。

2024年1月13日，水土生态理论创始人孙发政（左）在深圳会见意大利前总理恩里克·莱塔

关于生态环境给中央的一封信（摘要）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响应国家“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号召，放弃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安逸的工作和生活，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投身经济建设第一线，一直从事着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事业。

2017年6月8日，在重庆召开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上，我提出将“草”纳入“山水林田湖”的建议。一个多月后，即2017年7月19日，中央深改组第37次会议强调，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从此，“草”纳入了“山水林田湖”，我国草原生态文明建设迈入了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取得了根本性的好转，逐步改变了“水不像水，山不像山，天不像天”的境况。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来到深圳，目睹了深圳及全国生态环境的变迁，并到世界各地考察、交流，深感生态环境不是哪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问题，事关地球上人类的前途和所有生物的命运。实际上，生态与环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生态环境领域还缺乏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为此，在2004年我作为《中国发明与专利》杂志封面人物（当年封面人物还有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王景川）接受记者专访时首次提出水土生态概念，随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基本形成了水土生态理论体系。从概念、架构、案例、经济、管理、法律、文化、哲学等方面对水土生态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和肯定。

水土生态理论的创立，使纷繁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一目了然，水土生态退化、环境污染、资源衰竭是生态环境问题的三大根源；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本质上是水土生态问题；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环境危机，从源头上来说，根源还在于地球上水土生态的过度改变和破坏。水土生态理论是生态环境领域共同的理论基础。

在2021年《第二届全国水土生态论坛》上，我作了一个学术报告，并形成了《生态环境领域共同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文章（附后）。感到共同的理论基础这个命题是一件大事，不仅仅是行业内所能推动的大事。希望能在国家层面上，丰富和拓展“生态环境领域共同的理论基础”，用水土生态理论推进美丽富饶中国实践，更好地发挥国家现有生态环境机构（包括水土保持）的力量，少走弯路，事半功倍，为我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事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