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纪录片导演詹佳骏的镜头里，“人生”不只是抽象的命题，而是一次次具体的经历——第一份工作的紧张、第二次机会的挣扎、在法律与社会夹缝中争取发声的坚持。通过《人生第一次·上班》和《人生第二次·是》，他不仅记录个人故事，更试图让被忽视的群体在影像中得到回应。在纪录片领域，他的作品曾获得许多重要奖项和提名，这些荣誉证明了他在叙事和影像表达上的独特价值。但詹导本人更愿意让作品自己说话。对他而言，纪录片的核心，是如何在被遗忘的人与事中，找到人性最质朴的光亮。
从“上班”看社会的温度
在《人生第一次·上班》中，镜头对准的是一群特殊的劳动者：因疾病或残障难以外出，却在云客服岗位上努力工作的年轻人。
“他们的故事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他们和别人一样渴望被当作普通人看待。”詹佳骏说。
影片展示的不只是个体的努力，还有社会的温度——无障碍设施是否完善？招聘机会是否公平？“当我们把镜头对准他们，其实就是在问社会一个问题：我们愿意用什么眼光看他们？”
“是”：制度与人的拉锯
在《人生第二次·是》中，詹佳骏把镜头带进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厅。观众看到的不是激烈冲突，而是检察官和申诉人长时间的对话、反复的案卷核查，以及法律逻辑与个人情感的艰难交锋。
“有人问我，这样的场景是不是太‘枯燥’，没有戏剧性。我不这样认为。”詹佳骏说。“纪录片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让观众自己去体会制度如何运作，以及人在制度中如何坚持。”
在他看来，“是”不仅是一个法律判断的词汇，也是社会在反复审视后作出的艰难回应。“法律不能完全抚平情感，但如果纪录片能让观众理解‘过程’，那就比简单的结论更有意义。”
真实与伦理的边界
从新闻调查到纪录片创作，詹佳骏始终坚持真实与伦理的底线。他在拍摄时尽量保留同期声，少用解说词，让当事人自己开口，而不是用导演的语言替他们发声。
“我们不能为了煽情而剪辑他们的苦难。真正的尊重，是在镜头里让他们做回自己。”这句话，他一再强调。
坚持人文关怀的道路
对未来的创作方向，詹佳骏有一种近乎固执的坚持：“我知道，坚持人文关怀的纪录片很难，但这就是我想做的。如果影像能让一个残疾人多被理解一点，让一个家庭多一点耐心，那就够了。”
詹佳骏也希望把 AI 视频生成等新技术引入纪录片创作中。他的看法是：AI 不会削弱纪录片的真实性，只要被清楚标明，它反而能帮助观众更直观地理解某些无法拍摄的情境与历史瞬间。在他看来，真实性并不是影像的物理来源，而在于导演如何忠实地传递当事人的经历、情感与立场。
在《上班》中，是残疾人想证明“我能工作”；在《是》中，是申诉人渴望一个“我依然存在”的回应。两个看似无关的分集，指向的却是同一条社会命题：我们如何看待那些最容易被忽视的人？
詹佳骏把答案留给观众，但他的镜头已经给出了方向。纪录片不是终点，而是让公共记忆拥有温度的起点。
图说：《人生第一次》在河南残友基地拍摄
图说：《人生第二次》在最高检西区拍摄公开听证
图说：参加上海市教工影视协会学术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