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浙东地区的历史文化街区正面临保护与发展的双重挑战。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浙东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河姆渡文化的基因、宋明理学的智慧、近代商帮的足迹，其独特的建筑风貌与人文底蕴，是地域文化认同的核心符号。例如，宁波老外滩作为近代“五口通商”的见证，保存着哥特式教堂、巴洛克风格银行建筑与中式石库门民居的混搭景观，堪称“万国建筑博物馆”；绍兴书圣故里以王羲之故居为核心，完整保留了明清时期“台门”建筑群与“一河一路”的水乡格局；台州临海紫阳古街则以宋代街巷肌理与清代商铺建筑，再现了浙东商贸文化的繁荣。然而，在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功能升级的驱动下，历史街区的原真性逐渐被商业化侵蚀。据统计，宁波慈城古县城核心区原住民外迁率高达70%，传统手工艺作坊被连锁商铺取代，文化内涵面临空心化危机。浙江省委党校2025年第一期中青二班一支部学员冉诗雅就如何从平衡“保护”与“更新”，既守护文化遗产的根脉，又激活街区的现代价值，展开了一下思考。
一、浙东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现状与核心价值
（一）历史遗存的多元性与独特性
浙东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根植于其多元的历史遗存。以宁波老外滩为例，其建筑群不仅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更是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见证。1844年开埠后，英国领事馆、天主教堂、通商银行等西式建筑相继落成，与本土石库门里弄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拼贴式”景观在东亚城市中极为罕见，成为研究近代城市化进程的活标本。绍兴书圣故里则依托王羲之文化IP，完整保留了明清“台门”建筑群。台门作为绍兴特有的民居形式，以“三进四合院”布局体现儒家礼制，其砖雕门楼、花格窗棂与青石板天井，构成了江南水乡的经典意象。台州临海紫阳古街则延续了宋代“坊市制”街巷格局，沿街商铺的木质排门、挑檐式雨棚，以及“前店后宅”的功能分区，生动还原了南宋商贸市井的繁荣景象。这些街区不仅是物质遗产的集合，更是活态文化记忆的载体。
（二）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与脆弱性
浙东街区的文化生态由建筑、民俗、产业、社区共同构成。舟山定海古城的文化生态链尤为典型：传统渔市每日清晨开市，渔民沿街叫卖新鲜海产；妈祖庙会每年吸引数万信众，巡游队伍与木船建造技艺展示相辅相成；老匠人仍在使用“榫卯结构”修复百年木宅。然而，这一生态链的脆弱性不容忽视。过度旅游开发导致原住民外迁，手工艺作坊被连锁商铺取代，节庆活动沦为表演性项目。例如，温州五马街改造后，原住民比例从45%骤降至8%，传统打金铺、绸缎庄被奶茶店与快时尚品牌占据，街区文化原真性面临消解风险。
（三）政策支持与技术应用的协同性
近年来，浙东多地通过立法保护与数字化技术探索街区保护新模式。《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划定核心保护区，规定新建建筑高度不得超过12米，商业业态中传统老字号占比不低于30%。绍兴仓桥直街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明清砖雕门楼进行毫米级精度建模，建立数字化档案库；台州府城则引入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实时监测木构架变形与墙体开裂趋势。然而，政策落地中的执行偏差与技术应用的碎片化，仍是制约保护成效的关键瓶颈。例如，部分开发商以“保护性开发”为名，擅自加装玻璃幕墙破坏历史风貌；数字化档案虽已建立，但缺乏跨部门共享机制，导致修复工程重复测绘。
二、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的现实挑战
（一）商业化与空心化的矛盾
城市更新中，“文旅融合”常被视为活化捷径，但过度商业化导致历史街区沦为“千镇一面”的旅游商品集散地。杭州清河坊引入连锁餐饮与网红店铺后，传统中药铺“胡庆余堂”、剪刀老字号“张小泉”被迫退出，街区文化内涵被稀释。数据显示，清河坊游客日均流量超10万人次，但人均消费仅38元，远低于周边商业综合体。温州五马街虽客流如织，但原住民比例不足10%，夜间闭店后宛如“空城”，社区活力难以维系。这种现象折射出“流量至上”思维的弊端——短期经济收益以牺牲文化可持续性为代价。
（二）保护技术与传承人才的断层
传统建筑修缮依赖“老匠人”的口传心授，但浙东地区掌握“大木作”“砖细工艺”的匠人平均年龄超过65岁，技艺传承面临断代危机。以宁波慈城古县城为例，当地能独立完成“冬瓜梁”雕刻的匠人仅剩3名，且无年轻学徒接棒。同时，现代建筑材料的滥用加剧了保护困境。部分修缮工程为降低成本，使用水泥替代传统灰浆，导致墙体开裂、木构腐朽加速。台州葭沚老街的一处清代宅院因水泥砂浆透气性差，仅三年后便出现大面积空鼓，修复成本较传统工艺高出两倍。
（三）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困境
历史街区更新涉及政府、开发商、居民、文保机构等多方利益。台州葭沚老街改造中，开发商为追求短期收益，将原规划的文化展览馆改为高端民宿，压缩公共空间，引发居民抗议；宁波慈城古县城因产权复杂，30%的明清宅院长期闲置，产权人拒绝低价转让，导致修复资金难以落实。这种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严重延缓了活化进程。此外，文保机构与市场主体的目标冲突也日益凸显——前者强调“修旧如旧”，后者倾向于“适应性再利用”，如何在二者间找到平衡点成为难题。
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活化的创新路径
（一）构建“微更新+社区共生”模式
摒弃大拆大建，采用“针灸式”微更新策略。绍兴八字桥历史街区通过“一户一策”改造，保留原住民生活场景：将空置院落转化为社区书屋、非遗工坊，引入老年食堂与便民诊所，实现“新老共生”。改造后，原住民回流率提升至60%，街区日均人流量增长35%。舟山东沙古镇则引入“创客空间”，吸引青年艺术家入驻百年渔宅。艺术家以渔网、贝壳为材料创作装置艺术，将废弃仓库改造为滨海美术馆，年接待游客量增长40%，带动周边民宿均价上涨20%。这种模式证明，适度功能置换能激活空间价值，同时维系社区文化生态。
（二）推动“数字赋能+文化IP”融合
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保护与传播效能。宁波鼓楼街区搭建“AR时空走廊”，游客扫码即可观看明清市井生活的虚拟重现：虚拟商贩沿街叫卖，漕运船只穿行河道，历史场景与实体建筑叠加，沉浸式体验使游客停留时间延长至2.5小时。温州朔门古港遗址通过区块链技术，将出土宋元瓷器的纹样转化为数字藏品，衍生出文创、游戏等IP产品。其中，“瓯窑青瓷”系列数字藏品上线首日售罄，销售额突破500万元，并授权手游《江南百景图》使用IP形象，实现文化遗产的“破圈”传播。
（三）完善“多元共治+长效运营”机制
建立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居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台州府城创新“产权置换”模式：由政府统一回购私宅产权，委托专业团队运营，居民可优先返租并享受租金优惠。此举既保障了产权人利益，又避免了过度商业化。绍兴安昌古镇成立“老街议事会”，由商户、居民、专家共同制定业态准入标准：禁止连锁品牌入驻，要求新店必须销售本地特产或传统手工艺品。同时，设立文化遗产保护基金，通过门票分成（提取10%）、品牌联名（如与“方回春堂”合作推出限定药膳）等方式实现可持续运营。
四、制度保障与政策优化建议
（一）健全法律法规与技术标准
加快制定《浙东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导则》，明确建筑风貌（如瓦当纹样、墙面色彩）、业态比例（传统老字号不低于40%）、社区密度（原住民占比不低于30%）等控制指标。推广“修缮工艺白名单”，规定传统材料使用比例与工艺规范。例如，灰浆中糯米浆含量不得低于15%，木构件修复必须采用传统榫卯结构，杜绝“修缮性破坏”。
（二）强化人才培养与科技支撑
设立“浙东传统工匠传承基地”，通过带徒津贴（每月2000元）、职称评定（将传统技艺纳入工程师序列）等政策吸引青年学徒。推动高校与文保机构合作，开设“文化遗产数字化”交叉学科，培养兼具历史学、建筑学与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浙江大学与宁波市文保所联合开展的“古建筑BIM建模”项目，已为120处历史建筑建立数字化档案，并培训基层文保员300余名。
（三）探索“文化补偿+利益共享”机制
对因保护限制而利益受损的产权人，可通过容积率转移（允许其在其他地块增加建筑面积）、税收减免（房产税减免50%）等方式补偿。鼓励社会资本以“公益+商业”模式参与活化。万科对杭州良渚文化村的运营即为典范：保护区内严禁新建建筑，商业开发集中于外围，通过文旅综合体收入反哺遗址维护，年投入保护资金超2000万元，实现多方共赢。
浙东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本质是一场文化根脉守护与城市发展创新的平衡实践。面对商业化侵蚀、技术断层与利益博弈等挑战，需以“微更新”保留烟火气，以“数字化”激活文化IP，以“共治机制”凝聚多元合力。绍兴八字桥的社区共生、宁波鼓楼的数字赋能、台州府城的产权置换，均为破解保护困局提供了可行路径。未来，唯有坚持“保护优先、活态传承、创新驱动”的理念，才能让历史街区在城市化浪潮中既留住乡愁，又焕发现代生机。通过制度保障、科技支撑与利益共享机制的协同推进，浙东经验有望为全球城市更新提供中国智慧，证明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可以相互成就的共生之路。
（冉诗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