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地区，北枕杭州湾，南接闽越，东濒东海，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片土地不仅孕育了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以其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与原始艺术遗存，成为中国长江流域史前文明的璀璨明珠——更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唐宋时期宁波（明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繁荣，到南宋浙东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勃兴；从明末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的提出，到近代“宁波帮”实业救国的实践，浙东文化始终以开放包容的胸襟与锐意进取的精神，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占据独特地位。其文化脉络不仅贯穿了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融，更见证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共生。
然而，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下，浙东文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传统村落的消亡，年轻一代对方言、民俗的疏离，使得非遗技艺传承陷入困境。例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海平调”观众锐减，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因现代建筑技术的普及而濒临失传。另一方面，文化商业化与同质化趋势导致历史街区“空心化”，如部分古镇过度开发沦为千篇一律的旅游商品集散地，削弱了文化的原真性。中共浙江省委党校2025年第一期中青二班一支部学员柳国舜结合浙东文化的核心价值——如“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就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焕发新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浙东文化的历史渊源
（一）地理环境与早期文明的孕育
浙东文化的形成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约7000年）的发现，揭示了浙东先民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与原始艺术领域的卓越智慧，标志着长江下游史前文明的璀璨开端。至唐宋时期，宁波（明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枢纽，塑造了浙东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例如，浙东运河的开凿始于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山阴故水道”，其贯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功能，不仅推动了经济繁荣，更成为文化传播的动脉。
（二）思想流派与学术传承
南宋以降，浙东学派以吕祖谦、陈亮、叶适为代表，倡导“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突破传统儒学的空泛玄谈，奠定了明清实学思想的基础。明末清初，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启蒙思想，其《明夷待访录》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民权宣言”，彰显了浙东文化的批判精神与革新意识。晚清礼学大师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则以“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治学精神，将礼学研究推向高峰，其著作占历代舟山人文献总量的近半，成为浙东学术的重要象征。
（三）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创新
浙东文化的丰富性源于多元文明的交汇与碰撞。佛教天台宗的创立，不仅奠定了中国佛教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础，更与儒家礼教、道家哲学形成互补，构建了“儒释道并存”的宗教文化景观；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则使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信仰随商船传入浙东，妈祖信仰在沿海地区的普及，进一步彰显了中外文化互鉴的深度。在世俗文化层面，绍兴的黄酒文化以“越酒行天下”的盛名延续千年，其酿造技艺既是农耕文明的结晶，又因贸易往来融入异域元素；嵊州的竹编工艺以“细如发、密如网”的精湛技法闻名，成为民间艺术与实用主义结合的典范。尤为独特的是江山廿八都古镇——这座户籍人口仅1.04万的浙闽赣三省交界之地，竟容纳176个姓氏与13种方言，方言差异甚至细化至“一村一音”，其文化多样性被学者誉为“活态方言博物馆”，生动诠释了浙东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质。
二、浙东文化的精神特质
（一）务实进取的经世精神
浙东文化历来将“知行合一”奉为圭臬。南宋思想家陈亮以“功到成处，便是有德”的论断，将道德实践与事功成就统一，奠定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根基；明代王阳明提出“事上磨练”的心学理念，强调“真知必行”的实践哲学。这种务实精神在近代演化为锐意创新的社会风潮：宁波“红帮裁缝”以“一把剪刀闯上海”的胆识，融合西方剪裁技艺与中式审美，开创中国近代服装工业先河；温州商人则以“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将商业版图拓展至全球。当代乡村振兴实践中，江山大陈村以一首村歌《妈妈的那碗大陈面》唤醒沉睡的古村——600年历史的徽派建筑群在歌声中重焕生机，文旅产业年创收突破800万元，开创“以歌治村”的治理新模式，成为传统文化赋能现代发展的鲜活注脚。
（二）开放包容的海洋品格
浙东地处东海之滨，海洋的辽阔赋予其文化开放包容的基因。明代双屿港曾以“远东第一私贸港”的身份汇聚中日葡商贾，成为全球化贸易的早期雏形；近代“宁波帮”以上海为枢纽，构建起横跨金融、航运、制造业的跨国商业网络，其“海纳百川”的胸襟至今影响着浙商精神。绍兴黄酒文化更是这一品格的缩影——从越王勾践“箪醪劳师”激励将士，到王羲之兰亭雅集“曲水流觞”以酒会友，黄酒既是地域符号，亦是文化交融的载体。其酿造技艺被列入国家首批非遗名录，而现代黄酒企业通过改良工艺、拓展国际市场，让这一古老饮品在新时代持续飘香。
（三）崇文重教的人文传统
浙东素有“文献名邦”之美誉，崇文重教的传统深植于社会肌理。宋代甬上证人书院以“明经致用”为宗旨，成为浙东学术的摇篮；清代黄宗羲、万斯同等人开创的“浙东史学”，以考据严谨、注重实证的学风影响深远。近代余姚一地便涌现王阳明、黄宗羲两位思想巨擘，其心学与启蒙思想跨越时空，至今被奉为东方智慧的精髓。当代宁波更以“院士之乡”闻名——籍贯宁波的两院院士超百人，从“中国克隆之父”童第周到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科学巨匠的辈出与地方重教传统密不可分。漫步桐庐深澳村，申屠氏宗祠内“文魁”“进士”匾额高悬，古民居梁枋上的“渔樵耕读”浮雕栩栩如生，无不诉说着儒学教化对乡土社会的深远浸润。
三、浙东文化的现实挑战与传承创新
（一）现代化冲击下的文化断层
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双重浪潮中，浙东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正遭遇严峻挤压。年轻一代对吴侬软语的疏离，使得方言传承面临断代危机；传统手工艺因后继乏人而濒临消亡，嵊州竹编老艺人平均年龄超过60岁，精湛的“细篾编织”技艺在塑料制品的冲击下几近失传。历史街区的过度商业化更导致文化生态失衡——部分古镇沦为千篇一律的旅游商品集散地，青石板路上商铺林立，却难觅原住民的烟火气息，“文化空心化”现象令人扼腕。即便是国家级非遗“宁海平调”，其独特的“耍牙”绝技虽震撼依旧，但观众群体老龄化严重，年轻一代更倾向选择影视与短视频作为娱乐方式，传统戏曲的存续岌岌可危。
（二）构建多元协同的传承体系
应对挑战需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推动”的协同机制。定海通过建设浙东礼学馆，整合黄氏父子礼学研究成果，打造研学基地与文旅地标；余姚阳明古镇以“文化+旅游”模式活化利用，开发文创产品与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此外，江山村歌文化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传播，将学术资源转化为大众文化，实现了传统价值的现代转化。
（三）创新表达与价值重构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需注重形式创新。例如，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融入现代舞美技术，吸引年轻观众；绍兴黄酒小镇通过AR技术还原古法酿酒场景，增强体验感。同时，提炼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至关重要——如“诚信为本”的商帮精神可对接当代商业伦理，“生态和谐”理念可助力绿色发展战略。
四、浙东文化的发展路径
（一）深化研究与国际化传播
依托浙江大学、宁波大学等高校的浙东文化研究中心，加强文献整理与理论阐释，出版《黄式三黄以周合集》等学术著作。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推动越剧、青瓷等文化符号走向世界。例如，绍兴以浙东运河博物馆为核心，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论坛”，讲好“运河史诗”的国际故事。
（二）培育人才与教育浸润
将地方文化纳入基础教育体系，编写《走近阳明》等乡土教材，开设方言、传统技艺选修课。支持高校设立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江山通过“村运会”与农民羽毛球联赛，将体育精神融入文化传承，激发青少年参与热情。
（三）科技赋能与生态保护
利用数字技术构建“浙东文化基因库”，对文物、方言、民俗进行全息记录。嵊州竹编通过新媒体推广与设计创新，开发兼具实用性与美感的现代收纳筐，重新回归大众生活。在生态层面，统筹文化遗产与自然景观保护，如天台山景区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维护文化生态的整体性。
浙东文化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丽篇章，其历史渊源与精神特质不仅承载着地域文明的记忆，更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面对全球化挑战，唯有坚持“守正创新、开放融合”的理念，构建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转化机制，才能让浙东文化焕发新生。未来，通过深化研究、创新传播、科技赋能与国际合作，浙东文化必将在促进文化自信、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方智慧。
（供稿： 柳国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