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23个国家、近160位科学家联合发布的《全球临界点报告（Global Tipping Points Report 2025）》发出最新警告：地球因气温持续上升，已达到第一个气候临界点——全球珊瑚礁系统的大规模白化与崩溃。这不仅破坏海洋生态与碳循环，也威胁超2亿人的生计。
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前的世界正站在更多临界点的边缘：报告指出若全球升温2℃，预计将导致海平面永久上升，极端天气加剧，并引发粮食安全风险。当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地球生态系统一旦跨越临界点，变化将是突然、剧烈且不可逆的。面对全球性的风险，当前的国际社会气候治理体系准备好了吗？
健康珊瑚礁与白化珊瑚礁对比
图源：《Global Tipping Points Report 2025》
全球气候合作的“进”与“退”：中国新一轮NDC发布
十年前，《巴黎协定》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框架，近200个国家承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然而十年后，全球合作的裂缝正逐渐显现：政治分歧与资金压力削弱了协议的执行力。在今年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各国虽同意将核心预算增加10%，但主要捐助方的推迟或退出让发展中国家援助资金依旧短缺。与此同时，一些关键经济体的减排节奏放缓。印尼从“退煤”转向“渐退”；越南、孟加拉等国也推迟了煤电淘汰；作为气候治理的重要推动者，美国则先后退出多项国际气候合作机制。这些“退群”与“降速”并非单一政治意志的结果，而是全球财政约束、能源安全与就业压力等多重现实掣肘下的共同产物。
在这一场全球气候合作的“退潮”中，中国与欧盟等各国成为稳步前行的重要力量。这种气候行动的坚守，不仅体现在声明的层面，更体现在制度层面——目标明确、政策成链。
近期，中国正式提交了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这是《巴黎协定》框架下各国必须定期更新的气候目标体系，旨在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本轮NDC实现了从“强度型”减排（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向“绝对量”减排的战略转向，这意味着碳控制不再依赖经济效率提升，而是着眼于总量收紧——从“减速增长”转向“主动压降”。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研究员柴麒敏指出：“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在达峰五年内减排超过10%。而中国提出的减排量，已超过欧美历史同期的总和。” 而根据国家发改委《“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国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截至2024年底，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20.17亿千瓦，同比增长58%，其中风电与光伏合计装机15.3亿千瓦，新增装机3.73亿千瓦。这一系列变化标志着中国气候战略从“追赶型”进入“引领型”阶段。
在气候合作格局出现裂痕的当下，中国的制度化减排路径释放出一种相对稳定的信号：行动早于承诺，执行重于表态。 当全球缓步、暂停，中国依然以确定的行动，回应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中国循环经济新答卷：增长的起点
当“减碳”“绿色”从约束性指标变成经济结构重塑的关键词，中国的循环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近期，国家发改委印发《节能降碳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提出塑料循环利用项目最高可获20%的资金支持。这并非单纯的财政激励，而是政策导向的再一次转向——循环经济不再是环保议题的“附属品”，而被纳入产业升级之中，成为“增长逻辑”的一部分。
同济大学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在受访时强调，中国的循环经济如今已处于第三个阶段：从资源短缺驱动，到垃圾治理压力，再到如今以“双碳目标”为核心的系统性转型。“过去是政府主导、企业跟随；现在，循环经济本身正在成为新的生产力。”杜欢政指出，在中国每年约11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中，45%取决于材料体系的循环效率——从“以竹代塑”到“循环包装”，这些路径正在成为减碳体系中具备杠杆效应的“第二支柱”。
当低碳落地：中国行业的“可重用“构建
随着“双碳”目标从国家战略走向产业实践，碳交易、绿色金融和节能专项资金等政策工具的逐步落地。与此同时，年轻一代消费者以“钱包投票”推动变革，他们更关注企业的ESG表现，也愿意为更负环境责任的品牌买单。在这一场政策与市场的双向驱动中，“可重复使用模式”成为新兴亮点，重新定义人、商品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
一纸一箱间的“零碳速度”
快递行业或许是最具“可见度”的减碳行动者。每天数亿件包裹穿梭在城市间，一头连着电商与制造业，一头连着广大消费者，同时也连着巨量的一次性包装废弃物，如何让这条物流链变得更经济、更绿，成为企业必须回答的问题。
顺丰是最早开始行动的企业之一。顺丰在《2025年气候行动白皮书》中提出，将在2050年实现全价值链净零排放。顺丰包装创新实验室负责人路鹏坦言，他们正在尝试通过“SPS可持续包装解决方案”构建一个能“闭环运转”的系统：减量、降解、重复使用、回收再生。从免胶纸包装到去油墨印刷，再到循环容器体系的投入与回收教育，顺丰已累计投入超1亿元用于建设回收系统与末端管理平台。路鹏提出，真正的挑战并不只是技术，“环保能否成立，关键在于能不能同时带来效率和成本的优化。”他认为，绿色创新的意义不在更环保，而在让环保成为更好的商业选择。
顺丰可循环包装
图源：顺丰《2025年气候行动白皮书》
一批初创公司也在尝试用更灵活的方式让可重用包装真正“跑起来”，灰度环保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灰度环保副总裁萧高飞在受访时介绍，2017年团队首次提出“快递循环箱”概念时，市场几乎无人问津。为了让客户相信可行，他们选择“用数据说服人”：在安利的试点中，循环箱让饮料运输的破损率降为零；在安踏工厂间流转中，项目在9个月内实现成本回收......几年后，灰度环保已搭建起覆盖260座城市的数字化循环箱网络，拓展至冷链、电商和仓配等多场景。“国内客户对于减碳、降本的需求越发强烈。”萧高飞说道，“一些国内品牌已经超过了国外对绿色的认知。”
循环可重用物流正在从企业的单点试验，走向更具规模的行业共识。如今，它的意义已不止“减碳”、“绿色”、“环保”，而在于重写这条供应链的成本逻辑——更少浪费、更高重用率，也意味着更强的盈利潜力。
从一次性茶饮到“可重用生活”
外卖和茶饮行业同样是一次性塑料消耗的“高发区”。从外卖餐盒到咖啡外带杯，便利的背后是庞大的废弃物体量。如今，这个高频消费的行业开始探索另一条路径——让“重用”成为新的生活常态。
《外卖循环餐盒经济与环境效益研究报告》显示，相同场景下，循环餐盒的碳排放可减少约70%，经济成本也下降15%，这意味着，循环模式同样具备着从环保体系转变为可能的商业现实，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投入其中。颂怡“环宝蜂”循环杯项目经理汤俊彦（Otto）在受访时介绍，他们从2021年起研发循环杯系统，目前已在舟山青浜岛、广州、香港等地试点。项目并非直接面向大众，而是先在活动、展会和校园等“半闭环”场景试水——先建立一个能被回收、能被追踪的体系，再向城市常态扩展。为缓解消费者的卫生担忧，循环杯在重用清洗后需定期通过第三方实验室检测，包括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项目，检测结果会定期公示。Otto坦言，目前清洗和物流仍是成本最高的环节，但随着循环次数增加，成本会逐步摊薄。“一个473毫升的PP循环杯，只要用上11次，它的碳排放就低于一次性纸杯。”
舟山青浜岛循环杯项目
图源：环保蜂Ecobuzz
在政策与行业的交汇处，循环杯也开始被纳入更广阔的城市生活议题。广东省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协会总工程师傅智健认为，循环杯推广正成为城市塑料污染治理、实现绿色转型的创新实践方案。“要让循环走得稳，政策、供应链和公众参与缺一不可。”傅智健建议探索将循环杯模式纳入大型活动（如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绿色低碳标准范畴，一方面能显著提升大型活动的绿色形象，让人们在活动过程中直观感受“参与环保、践行低碳”的价值，使绿色消费成为全民共识与日常习惯；另一方面将建立健全循环杯供应链与服务体系，推动形成“绿色消费需求—配套产业升级—全链条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提高用户重用安全性与便利性，保障循环重用模式顺畅运行。
今年6月，摆脱塑缚、SEE基金会“劲草嘉年华”、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小草皮行动联合主办了首届“重用日”市集，提供循环杯与可租借餐盒系统供公众体验，吸引超2万人参与。这种方式让公众直观感受到：低碳生活不再抽象，它可以是一次点单、一次归还。
广州保利时光里（淘金）举办的首届环保重用日（市集）
图源：摆脱塑缚
这些看似零散的尝试与行动，正在慢慢改变人们的使用习惯。消费者有了更丰富的环保消费选项，也不再只关心“麻烦不麻烦”，而开始衡量“方便与责任”的平衡；企业也从“可降解”转向“可回收”，重新审视产品的生命周期。
隐藏在街头的“低碳潜力”
过去几年，企业间（to B）的循环包装体系发展迅速，仓配、电商、制造等环节已逐渐建立较成熟的闭环；但在消费端（to C），这一模式仍处于培育期。环保机构摆脱塑缚项目经理陈艾佳谈道，未来五年循环包装的真正突破点在C端——让消费者在取快递、点外卖的日常中参与循环体系，“可重用模式”或许将是循环经济的下一个新商业突破口。
在全球气候不确定性加剧的当下，中国的低碳行动并不是孤立的逆行，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责任选择，同时可持续发展需要多方合作，街头的一只循环箱、消费者的一次回收，或许正是链接宏大气候议题与日常生活的桥梁。我们还是要想好，应该如何应对世界生态的下一个临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