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日子,按照封建时期的皇帝年号来称呼会让人对时间更有实感。站在世界的角度,1704年,是西班牙王位继承之战,波及奥地利、英国、荷兰、法国多个国家,在十六世纪以航海称霸世界的西班牙逐渐走向衰落,而英俄两国也在这一年签订了《瓦尔纳盟约》。在“殖民主义”迅速繁殖并蔓延到全球的风潮下,东方的中国却正值“康乾”时期。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各省整治斗斛标准,并在国内救治水灾,调整措施。这个时候的清王朝尚处于平和稳定时期,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状态,赤水河畔开始孕育出了最早的美酒——“茅台酒”。然而,追溯过去,茅台与“偈盛烧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清康熙至乾隆年间,随着“川盐入黔”政策推行,茅台镇因地处赤水河航运节点,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当时的贵州因盐业贸易带来的人口流动与经济繁荣,为酿酒业提供了温床——南来北往的商人需要解酒乏的饮品,挑夫等劳动者需用白酒御寒祛湿,本地农户则通过酿酒补充生计。
基于此,偈盛烧坊或可被推测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从“偈盛烧房”路碑的命名规律看,“偈”字或为店主姓氏,“烧房”即蒸馏酿酒的作坊。而同时期清代茅台镇的酿酒工艺,可从文献中窥见一二。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贵州通志》记载:“按黔省所产之酒,以仁怀茅台村之酒为最。其料用纯高粱,经蒸煮糖化后,置窖中发酵,再经蒸馏而成,名曰‘茅台烧’。”虽然无法确切证明这就是茅台酒,但这与现代酱香酒“固态法发酵、蒸馏取酒”的工艺内核一致。由此可知,偈盛烧坊作为早期烧坊之一,极可能参与了酿酒工艺的改良与定型。
如今,历史学家等权威作者虽仍未能证明偈盛烧坊与“茅台酒”的直接联系,但也无法回避1784年,一块刻有“偈盛烧房”的路碑被立在三百梯古驿道旁,这块见证了茅台镇酿酒业黄金时代的石碑,也是成为现存“茅台酒”切实的文字记载。
未来,或许人们还会继续依照古迹与史料探索碑文中的“烧房”二字。这两个字,不仅是对蒸馏工艺的诠释,也标志着中国白酒文化的源远流长,展示着茅台镇从零散酿酒向规模化生产的转变,更为新时代白酒行业铺下稳定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