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针在手，疼痛可解。”这是同行对郭铭泽医生最直观的评价。
见到他本人，衣着素雅，气度从容，举手投足间既有中医人的温润，又有军人后代的坚毅。患者常说：“郭医生身上有种让人安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源于家学熏陶，更源于代代相承的使命感。
郭铭泽出生在一个真正的医学世家。祖辈、父辈都是军旅出身的医生，行医治病的同时，更肩负着在战场与艰难环境中守护生命的责任。这样的背景，让医学对他来说不是选择，而是血脉里自带的使命。
在他的记忆中，医书与药香构成了童年的全部画卷。书柜上摆放的《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难经》，是他最早的“启蒙读物”；父辈案头的银针，是他最早见到的“玩具”；随长辈上山采药、在药房识草辨药，更是童年常有的日常。
“我的中医启蒙，其实从胎教就开始了。”郭铭泽常常笑着回忆。母亲怀胎时依旧随父亲出诊，药名、方剂名、脉象与病案，都是他最早接触的“胎教故事”。出生后，他几乎把医院当作家，把诊室当作课堂，把父辈的病案当作童话故事去听。
真正让他明白“中医救人”的，是一次震撼的亲身经历。那年镇上突发火灾，数百人被烧伤，医疗条件极其有限，床位和药物都极度紧缺。父母带着中药膏剂奔走在安置点，为伤者一一涂抹，竟让大多数人化险为夷。年幼的他，清楚地记得那些原本痛哭的伤者，在父母的帮助下重新燃起希望的眼神。那一幕，深深烙进他的心底：“中医能救人，能救许许多多普通人。”
军旅背景的父辈，不仅传给了他精湛的医术，也留下了军人特有的作风：果敢、坚韧、严谨。
父辈常说：“战场上救人，要快、要准、要稳；病痛中救人，也是一样。”这句话，成为郭铭泽后来行医生涯里反复践行的准则。
家传的针法更是让他打下了独特的基础。银针在父辈的手里，不仅仅是治病的工具，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救死扶伤，不分贵贱。这份精神，伴随他成长，也逐渐沉淀成属于他自己的医者风骨。
“父辈在战场中救人，我在病痛中救人。使命不同，但精神一脉相承。”郭铭泽常这样总结。
少年时期，他便研读经典医籍，打下坚实的理论根基。青年求学阶段，他进入中医学府系统学习，并广泛拜访名师。不同于许多沉浸在古籍里的学者，他主张“博采众长”，不断将现代医学、解剖学、气功学等知识与中医理论结合，形成了更为宽广的诊疗视野。
一次偶然的尝试，使他坚定了创新的方向。在临床中，他试验在经络特定部位实施刺血，结果效果明显。自此，他开始系统研究“循经刺血”，并结合家传针法不断完善，最终自创出独具特色的 “郭氏九针法”。
郭氏九针，是家学与创新的结晶。它强调“精准取穴、气机即应、整体调和”，针入之际，常常酸、麻、胀、走窜感同时出现，患者顷刻间就能感到疼痛缓解。
在颈肩腰腿痛、风湿痹症、偏头痛、神经压迫性疼痛等顽疾上，郭氏九针疗效显著。许多困扰患者多年的病症，在他的银针下得以缓解甚至不再感觉疼痛。
他始终坚持：“止痛是起点，复健才是终点。”九针不仅仅是止痛，更是帮助患者恢复机能、重获生活质量的关键。
“痛可止，心可安。九针在手，不负所托。”
这是郭铭泽医生一生行医的信条。
几十年来，他救治过无数病患，不论贫贱贵富，总是一视同仁。义诊、教学、学术交流，他从未停歇。他常说：“父辈把守护生命当作责任，我把解除痛苦当作使命。”
郭铭泽医生不仅重视临床疗效，也重视经验总结与学术交流。
多年来，他多次受邀在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上介绍“郭氏九针”的临床体会，推动针灸在痛症诊疗领域的传播与普及。
他始终认为，真正的学术价值，不在于个人的秘传，而在于让更多医生与患者受益。因此，他正在将数十年的临床体会与病例实践整理成系统化文稿，以期未来能与更多同道分享，为后学留下可供参考的临证经验。
在他看来，医学是一条不断流动的河流，既要承继家学薪火，也要把自己一生的心得整理好，留给后来者。
